（二）摘录内容 驳回抗告。

现代程序理性的四标准之一就是：程序创造了一种根据证据资料进行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这样可以使各种观点和方案得到充分考虑，实现优化选择。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实质上是行政机关与私人进行反思性对话、交往的过程，一个通过契约、协商与和解进行实质性利益沟通的过程。

(二)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参与式治理 新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行政法的关注重心由传统的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向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及行政立法转移，而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该如何设计才能应对该种转移？主要在于保障重大行政决策模块的公众参与机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有在开放性的裁量空间内，可接受性才具有独立的地位。我国在地方行政立法中就引入了辩论规则化的理念，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33条第1款：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建议在启动程序方面，赋予除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程序参与主体一定的行政立法的动议权、公民建议权等。因此，法律的变革，也只有通过法律体系中的自我反思，才有可能达成。

同时，伙伴化结构不是简单的强调行政主体与私人主体如何分配任务，而是利用合作式架构的优势致力于如何发挥行政程序在提升合作行政中的品质，因而具有共识性与互补性。美国学者托马斯(2010：27)曾提出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与共同决定五种阶梯式公众参与类型。神定法和自然法作为上帝统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体体现，规定了真正的立宪政府。

［41］肖蔚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的重大深远意义》，《中国人大》2004年第4期。以美国为例，从早期以司法克制为主导到后期司法能动占据主流位置，从原来两者之间的互斥式对抗到近半个世纪来的互补式协奏的变化，构成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发展演变的显著特点。［12］正因为宗教的这种支点作用，信仰初生:人类社会始行组织。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宪法解释的基本框架，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与宪法文本可以互释。

［67］Marburyv．Madison，5U．S．(1Cranch)137(1803)． ［68］胡锦光:《违宪审查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31］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并非传统法律自然演进的结果，在既缺乏宗教信仰与思想启蒙，又面临深重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过程。

宪法文本像一个大舞台，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意识形态不是法律本身，但却使得法律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可理解的，意识形态即约束，［92］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对话和辩论不至于漫无边际，不至于演变为某种语词暴力，基于同意的宪法由此诞生，政治共同体由此打造。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释，不能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回避意识形态的宪法学理论，不仅解释不了宪法序言中的意识形态表述，也解释不了灌注在规则之中的宪法之魂。［47］ 意识形态整合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

国家与宗教结盟，国家源起于宗教，且与宗教混为一体。［75］［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柯翀、石明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经由这些另类的叙事，某种意识形态获得从精英到大众的普遍认可，［45］通过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为行宪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95］意识形态在宪法文本中有两种出场方式———显性出场和隐性出场。

［49］［美］图什内特:《让宪法远离法院》，杨智杰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典型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凝聚中国人民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推动了作为革命产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与1954年宪法，也促成了1982年宪法的革故鼎新。

［21］［美］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八二宪法用大量篇幅规定经济制度，随后的1988年宪法修正案、1993年宪法修正案、1999年宪法修正案都围绕经济制度的变革来展开，都是宪法经由意识形态顺应经济变化的结果，经济活动不能直接创造历史，社会生产中出现的新的法权要求，必须为人们所接受、所理解，即通过意识形态的中介，才能转化为推动法律进步的直接动力。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宪法意味着政治体系的组织化。［38］《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正是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粘合剂作用，中国宪法在直接意义上是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产物，在根本意义上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称为革命型意识形态，指在阶级社会，革命阶级为了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建立新政权而宣扬的用以凝聚革命力量、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八二宪法以五四宪法为蓝本，制定于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36］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改革宪法。［90］韩大元:《当今世界宪法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宪政》，《法学》2015年第8期。

［86］转引自杨心宇:《列宁论社会主义宪法》，《政治与法律》1982年第1期。基督教传统主张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为宪法注入人权内涵。

三、作为违宪审查背景规范的意识形态 违宪审查制度是否确立，选择怎样的违宪审查模式，违宪审查制度如何运作，意识形态一直发挥着背景规范的功能。［32］陶广峰:《法律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化色彩———我国法律变革研究历程中的一个现象分析》，《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54］［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从《共同纲领》到1978年宪法，贯彻革命的意识形态。

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以合作为底色的对抗才不至于极端到瓦解共同体的程度，宪法的变迁也不至于总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个人能够与上帝直接沟通，且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改变世界，这种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精神若合符契，成为近代宪法发展的助推剂，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天赋人权就是这种宗教精神的世俗表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尤其为改革攻坚期正确处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提供了重要依据，指明了具体方向。［50］杰克·M．巴尔金:《活的原旨主义》，刘连泰、刘玉姿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

［43］在现代语境中，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隐藏于诸如故事、叙事、话语修辞中。［77］转引自［美］迈克尔·C．道夫:《宪法故事》，李志强、牟效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78］Lochnerv．NewYork，198U．S．45(1905)，75． ［79］ByronB．Chin．OneLastChance:AbigailAlliancev．vonEschenbachandtheＲighttoAccessExperimentalDrugs，41UniversityofCalifornia，DavisLawＲeview1969(2007－2008)． ［80］刘连泰:《自然法理论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以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87］张煒:《西方国家宪法中人权保障的演变及其实质》，《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基于价值与事实二元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强调法律与道德分离，屏蔽意识形态，大肆鞭挞宪法序言。意识形态形态是产生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性过程。

［88］林尚立:《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政治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现》，《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4期。［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的结晶，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国特色立宪主义也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冲突，集中体现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都是缔约的主体，政治对他们的正当性也并非不容置疑:凭什么因为我们同意了就可以统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最终又回到了意识形态本身———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意识形态的体系化构造，无论经济活动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宪法的变革也无法完成。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表示中国共产党有领导人民创造财富的能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表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表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只有社会主义宪法才是名副其实的以人民民主为根本原则的宪法。

［23］伯尔曼在讨论法律的宗教基础时，将自由的民主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奉为世俗宗教，并认为这两者发挥着与传统宗教同样的功能。［87］ 中国宪法生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4年宪法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贯穿始终，并为现行宪法所继承。

［36］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17］ 在西方的精神谱系中，基督教精神传统提供了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在非基督教世界，宪法的产生同样需要一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